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100年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同样也是一条保守而非激进的革命道路。

事实上，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解决城市产业支撑的问题，没有工业化做基础的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摘要] 城镇化可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农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意义重大。

6以上三种方案，其作用主要在于农民可以通过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途径实现资本积累，这样既可以缩小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也可以推进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从而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建设中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最重要的目的才可能会实现。必须保障农民的救济权。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对政府决策具有重大的作用，它可以汇聚分散在民间的智慧，弥补个人、政治集团知识结构上存在的盲区，从而有效的避免政府决策的失误。[2]因此，城镇化的前提是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

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情事上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但与西方国家内生型城镇化进程不同的是，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一种依靠政府力量来推动的外生型模式。王书金供述的是先掐被害人脖子，后跺胸致被害人当场死亡。

在本案中，既然王书金是强奸杀害康某之真凶的概率仅为60%，那么二审法院就应该认定王书金在康某被强奸杀人案中无罪。十年之后，在河南被抓获的系列强奸杀人案的被告人王书金供认自己曾经于1994年8月5日在石家庄郊区一路边的玉米地内强奸杀害了一个女青年。然而，根据上述情况，我也不能肯定说王书金就不是真凶，因为真正的罪犯在供述强奸杀人过程时出现上述细节误差也不足为奇——请不要忘记，王书金的供述是在案发十年之后，而且他还实施了另外三起强奸杀人案和两起强奸案，记忆中出现事件纠缠与细节换位等误差是很难避免之事。该案中被害人尸体除颈部有花衬衣缠绕外，全身未发现骨折，被害人系窒息死亡。

所谓间接证明法（主要是反证法），就是通过证明他人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来间接地证明原审被告人无罪。第三种是在他人处所发现了原案的重要证据，从而认定原判有误，如云南的杜培武冤案。

总之，根据现有证据，我既不能肯定王书金就是强奸杀害康某的凶手，也不能肯定王书金就不是强奸杀害康某的凶手。据说，在6月25日的法庭上，公诉方给出了王书金不是康某案凶手的4个理由。在康某被强奸杀害案中，如果王书金为真凶的概率是60%，那么聂树彬是凶手的概率就是40%。两天后，年仅21岁的聂树彬即被执行死刑。

换言之，他是真凶的可能性略高于他不是真凶的可能性。这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原审认定的被害人生还，如我国湖北的佘祥林案和河南的赵作海案。因此，王书金可能当时就知晓了该案的一些具体情况，后来被抓获时便谎称自己是该案的杀人凶手。在此，笔者有必要说明认定错判的证明方法和标准。

换言之，王书金无罪并不等于聂树斌有罪。这次审判中的论辩堪称别开生面：作为被指控犯罪的被告人坚持说自己就是凶手，作为指控犯罪的公诉人却坚持说被告人不是凶手。

2007年初，王书金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核准死刑。

第二种是他人检举揭发的材料证明原案另有真凶，如黑龙江的石东玉冤案。认定错判有两种证明方法：一种是直接证明法。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聂树斌案怎么办？有人以为，只要法院不能认定王书金是强奸杀害康某的真凶，聂树斌案就不能翻。不过，笔者希望最高法院不要仓促核准死刑，因为王书金的供述毕竟还是聂树彬案再审的新证据——尽管已经出现了八年。对于这种观点，笔者绝难苟同。1994年8月5日下午，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在郊区路边的玉米地内被人强奸杀害。

第四，王书金关于被害人的身高供述与被害人实际身高不符。借此机会，我再次建议最高法院以此案为契机，推进司法制度的改良，挽救司法公信力。

该案中被害人尸体身穿白色背心，颈部压有玉米秸，拿开玉米秸后，可见一件花衬衣缠绕在颈部。法院不能肯定王书金是凶手并不等于说法院就能肯定聂树斌是凶手。

河北省政法委虽然于2007年成立专案组进行复查，但是一直也没有给出正式的结论。7月，河北省高院二审开庭，但一直没有做出判决。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王书金另有五案在身，所以无论能否认定他是康某案真凶，法院判其死刑都是无可厚非的。第三，王书金关于作案具体时间的供述与西郊案实际情况不符。第一，王书金关于被害人尸体特征的供述与西郊案实际情况不符。

第二，王书金关于杀人手段的供述与西郊案的实际情况不符。然后，最高法院可以总结经验，以涉诉上访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改良为进路，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分别成立半官方性质的申诉案件复查委员会，并可以参照仲裁委员会的模式制定相应的规则。

随后，他以公诉方没有指控其强奸杀害康某为由提出上诉。其实，人们之所以关注这次审判，主要也不在于王书金是否有罪，而在于聂树斌是否有罪。

当然，笔者没有直接审查这两起案件中的证据，因此上述概率分析纯属理论探讨当下中国，一个正确的裁决有可能被公众认为是不公正的。

要建立合理的司法问责制度，首先责任得清晰明确地界定。如果司法是公正的，我相信民众都愿意上法院，讲道理，会相信司法。第二，司法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第九个建议，司法民主。

当然，这种模式并非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行政控制，而是指法官和法院院长的人事任免由上级法院决定，而非地方安排。第七个建议，加强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

废除司法巡查制度，上级法院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下级法院进行行政性检查。名义上执行率达七八成，但实际执行到位率不超过50%。

我希望法院先走一步，改善与律师的关系。他们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切实保障当事人和律师的权利，将使法院受到最强有力的监督，法官乱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